邓晓芒:读三个湖南人书法有感

3  2019-01-28 10:09

对于书法,我是完全的外行。虽然读小学时,父亲寒暑假每天令我写几页小字,但由于没钱,所用的毛笔都是用秃了的,根本写不出感觉来,因此没少挨打,就连作文也因字太“潦草”而常被扣分,从此对练字、临帖没有了兴趣。然而,哪怕自己的字写得很差,还是知道哪些字是写得好的,也喜欢看那些有魅力、有味道、有气势的字,甚至有时还引发某种“内摹仿”的冲动,只是无心付诸实践而已。但在我的一些朋友中,却有字写得相当棒的,我也常收到他们所赠的墨宝;其中尤以三个湖南老乡的书法,让我细细品来,欲罢不能。我因自己的书法知识几乎为零,所以我的品读没法从技法、源流和行内规则上作出什么判断,而只能以外行的眼光加以欣赏。这种欣赏,是每一个会写字的中国人都可以进行的,只要你从字的形体和结构去体会写字人的气息和神韵就行。下面我试从这三个湖南老乡送我的字来谈谈我的感受,当然只是主观印象,不是专业的品鉴,上不了大雅之堂的。 

一、书画一体的黄永厚 

去年91岁仙逝的湘西凤凰黄永厚先生,25年前就和我有过通信联系。当年他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的第一本纯学术著作《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出版,便主动联系上我要书,从此时有书信往来,并陆续有画作寄我,共八幅。永厚先生大我20岁,却以平辈和我交往,每画落款必称“晓芒兄”。永厚先生早年入黄埔军校,后起义,在部队一直画画,一路画过来,靠画为生,用画思考。先生一生,走南闯北,踏过无数的不平路,见过太多人间的阴暗、人心的险恶,仍保持一颗童心,同时又饱读诗书,熟谙历史典故,以此观世,发为不平之鸣。因此他的画每画必有长跋,满幅皆是笺释,而且不像一般画家将画上的文字另外辟出一块地方,而是将题跋渗于画间,画就是字,字亦是画,水乳交融,人称书画一体,这在书画界也是一绝。大约他觉得,不如此表达不了内心的激情,或愤世嫉俗,或嬉笑怒骂,或悲凉,或沉郁,都不是单纯的画面能够尽兴的。有人说,他阿哥黄永玉先生的字是“画出来的”,其实永厚先生的也是,不过因为写得多,似乎更为驾轻就熟、自成一体。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字成了画的主体,画倒成了字的配角。且举两例以证之。

  

该画题跋抄录新加坡国宝级诗人潘受的诗:“歌泣空能动鬼神,更谁披豁对吾真。平生履历堪夸处,但博头衔一字人。,与其说是以诗配画,不如说是以画配诗,或以画配字。画面上是牛头马面和鸱鸮,人物背对着这些气势汹汹的妖魔鬼怪,潇洒自如,满不在乎;字则一气呵成,轻重缓急间似有抑扬顿挫,仿佛由“一字人”信口吟哦而出。

再看第二幅。

 

跋曰:“‘云想衣裳花想容’,好么?好!‘无活时节藤下坐,打个哈欠伸懒腰’如何?(按“无活”为东京贫民诗人岩崎毋乡之俳句)好呀!为什么?享受呀!比‘云想’呢?可不一样。李白是陪皇上玩,心里委屈着呐!”

  画中一派狂草,快快活活地围绕着那个打哈欠伸懒腰的农夫,极为传神。永厚先生画中的字没有什么正襟危坐的格式,而总是那么鲜活跳荡,就像在说话一样咳唾有声。育群兄(下面还要谈他的字)说自己临赵孟頫的帖,不去临那些正式的高头讲章(如《亦壁赋》),宁可临他的手札(见《习赵周年杂记》),说是喜欢那种随意的感觉,以为那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永厚先生的字更是如此。而且由于有画中人物相互扶持,字本身也就更有理由汪洋姿肆、毫无顾忌了。它们仿佛已经不再是要告诉你什么,而只是大声喊道:我在这里!但从永厚先生画中的字里面虽然可以看得出从湘西凤凰那个小县城走出来的一种自信,似乎有种不管外面风云如何变幻,我就是我的气度,但他的博极古今的视野已经使他的字不止是局限于某个地域的风格,而是带上了浓厚的“家国天下”的书卷气。他读的那些古书很多都是以黄河流域为历史地理背景的,他自己也长住北方,所以谁要说这是一位北人写的,也会有人相信。据张瑞田先生说,黄永厚在上海办画展,一位花鸟画家不解地问:这是中国画吗?著名画家朱屺瞻听到质问,便说:“是中国画。这种画上百年没人画过了,要读很多书,还要有自己的见解,我也读过许多书,画不出这种画。”(见《国学网》2018年10月19日,原载《中华读书报》)但这种书卷气又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文人气,少了些文化人的自恋,多了些鲁迅式的批判精神。所以我为纪念永厚先生写了这样的挽联:

廿载神交,精魂承一脉,论古谈今,首在立人方立国

平生任侠,丹青出众流,归真返朴,终于率性独成家 

二、典雅流丽的唐翼明 

正如黄永厚是黄永玉的弟弟,唐翼明则是唐浩明的哥哥。他们的兄弟都名扬海内外,他们本人却沉潜于画室和书斋,所谓真人不露相。翼明兄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恢复招生后第一届、也是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记得当年为他一个人提前毕业举办的古典文学硕士生答辩,那真是盛况空前,一个大礼堂挤得满满的,都想看看研究生答辩是个什么场合。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夏志清读博士,曾在纽约举办过个人书法展。毕业后在台湾当教授,台湾政治大学的校名就是他题写的。退休后,他回到武汉,在长江边买了一套房子,自号“阅江楼”。我们几位老校友去参观新房,他很得意地展示他的临江大窗子,居高临下,可以看到江上的日出和江鸥。翼明兄满腹经纶,谈吐儒雅,但并无旧式文人的酸腐味,颇具现代意识和批判性思维。他曾说,对国学的弘扬与五四精神和新文化运动并不矛盾,前者用来安身立命,后者用于国家发展,可以并行不悖。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大方向上和他是一致的。他解读孔子的《论语》,我解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各有所得,我们实际上都在互相欣赏。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我们共同的座右铬。

翼明兄不但是一个学者,一个书法家,而且是一位诗人。他的字,多是书写自家得意之作。在当代国学家中,能够像他那样兴之所致即席吟诗而致满座皆惊的,恐怕已寥寥无几。翼明兄送给我的第一幅字,就是他有感于我当年因荒谬的体制愤而辞去博士生导师所写的一首诗,落款为“辛巳”,即2001年,那时他还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

     

诗曰:“钱塘水自千山出,一片风声似海潮。万物几为席卷去,青松独不肯弯腰。”诗写得极有气势!相应地,书法也毫不含糊,笔力雄健,英气逼人,有人评为米、王一脉,其实对比一下,还是有不少出入的。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今人和古人的气质不同。翼明兄一生坎坷,斯文扫地,度尽劫波,早已没有了旧式文人的闲适,也缺乏二王时那种群贤雅集的土壤(仅在北美组织过一次“晨边社”),至今心灵的归宿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需奋力拼搏才能守住一块园地。翼明兄鼓吹“《论语》是中国人的‘圣经’,每个中国旅馆的床头都应该放一本”,说“孔子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导师”,这样的大声疾呼在古代士大夫眼里是不可想象的。是时代逼迫当代士子要为自己两千年来沉静不波的信仰杀开一条血路,否则恐将万劫不复,永陷沉沦。也许这正是翼明兄书法字体中那种锋锐的扎心处。

但这种锋锐同时又是含蓄的,总体上看,翼明兄的字端庄秀丽,中规中矩,纯净典雅,第一印象是“漂亮”。但仔细品味,却又大有文章,功力深厚,不同凡响。翼明兄生于衡阳,在武汉读书,自称“楚人”。观其书法,果然一派江南才子气象。但历史上的江南才子通常居苏杭吴浙一带,湘楚则长期被视为蛮荒流刑之地,至近代才有所改观,但文化上仍承江左余绪。翼明兄当然是湖南才子,但一看他的字,谁都会认为是江左流风所至,是与下面要讲的龙育群书法大不相同的。这恐怕主要与他从小所受到的传统文化的家庭熏陶有关,也是与他长期坚持的复兴中华文化的理想目标相契合的。身处江南的二王无疑代表了传统汉字书法美学的最高境界,米襄阳(芾)对二王推崇备至,他也是后来定居江苏镇江,与苏轼等一干文化名流交往,才奠定了自己的书画名声。翼明兄承此一脉,砥砺光大,已蔚为壮观。试想当年他在国外办书法展,参观者不论是华人还是洋人,都可以从他的书法中一眼看到正宗的中华文化,如此光彩照人、美轮美奂,怎能不为之动容?

前年获赠翼明兄手书《陶渊明桃花源记》行书字帖一册,近日雅聚,又得《唐翼明自书诗一百首》,均爱不释手。想我等书法外行尚如此,若遇行家,且不知宝爱何如。

三、湖南人龙育群 

我说“湖南人”龙育群,不意味着另两位就不是湖南人,而是说,就我的直感而言,老龙(他习惯于这样自称)的书法最具有湖南人的个性和代表性。记得去年老龙来武汉开会, 问到我对他的书法的看法,我脱口而出:“你的字一看就是湖南人写的!”事后想起,我之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他除了赴武汉读书外,一直住在长沙,而且似乎与湖南人的两个特色有关,一个是“霸蛮”,一个是“随性”。

湖南人的“霸蛮”是有名的。在长沙话中,霸蛮是指做事不看条件,不顾后果,一根筋坚持到底,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人称“湖南骡子”。这种做法,失败的时候居多,但一旦成功,则举世震撼。“随性”则是不墨守成规,不喜欢走别人的老路,突发奇想,任情使性,敢为天下先,富有创造力。这两大特点结合在一起,使湖南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在每个重要历史关头都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当然,一旦走错了路,所造成的劫难也是“史无前例”的。

老龙的字,这两点都很突出,并且他是成功者。成功的秘诀,与天分有关,但也与人生经历和教养有关。老龙早年当过中学老师,1978年高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后来又读了陈修斋先生的研究生,成为我的同门师弟,攻读西方哲学。毕业后,他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当编辑,帮我出了不少书,除了我的第一本代表作《思辨的张力》外,与杨祖陶先生合著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以及《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西方美学史讲演录》、《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哲学名家对谈录》(主编)等,都是在他那里出的。他自己也一边做编辑一边做学问,曾送我一本他翻译的卢卡契的著作。老龙字写得好,这是我从与他通信联系出版事务时就已经知道的。有两、三封信写得有点怪,竖行,但每个字忽左忽右,似乎在考验不走直线能够到什么程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他不是一个习惯于循规蹈矩的人。他退休以来,听说迷上了书法和摄影,且均颇有成就,但我对这两方面都既无研究也无爱好,所以也没有特别关注,只是应邀去他那里做过一次美学讲座。从去年开始,有关他的书法的消息多起来,也收到过一些信息,在网上看过他的一些书法作品,不是很懂,但“湖南人”的印象就是从那时形成起来的。恰好最近又收到他寄来的一幅字,给我提供了一个对比三家书法的机会,觉得老龙确实有自己的特色。这幅字如下:     

在我们这些外行看来,这字谈不上什么“漂亮”,但似乎还是有一股魅力,起码,它符合我对“湖南人”的定义。首先,这字明显是“霸蛮”写出来的,那股蛮力,最鲁钝的人也能看得出来。你只要看支撑着“明”、“阴”、“阳”三个字的那一竖,在结束处都不像是用毛笔写出来的,甚至也不是截断的,而是用大力气生生折断的;而”字的那三点水,也分明是用刻刀在岩石上刻出来的(最后一点甚至还“滑”了一下)。其次,这种字的写法,我还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甚至在老龙自己别的临帖中也未曾出现,应该是独具一格的“随性”之作,甚至可以说是“偶得”。年前,我曾拿去给著名国画大师、九十高龄的周韶华先生看,想在他的工作室中请师傅给裱装一下。字甫一展开,周老居然眼睛一亮,惊问道:“这字谁写的?这字好!这字写得好!我们这里没人写得出来……”我听后也大吃一惊,心想这么好的字,我怎么看不出来,未免眼力太差了!

  回来仔细想了好半天,才发现这里面大有学问。一眼看去觉得舒坦的字,不经常习字、观字的人也看得出好来;而一眼看去并不觉得舒坦、反而觉得怪怪的字,需要写和看过很多的字,才能看得出好来。所谓“观千剑而识器”,就是这个意思。周老之所以觉得好,可能与他长期对中国画创新的苦苦思索有关。我前年曾参加了武汉市的一个研讨周韶华先生作品的艺术沙龙,在发言中我十分赞许韶华先生的“隔代遗传”理论,说它“跨越唐宋以来中国文人画的主流风范和一系列传承的程式,回到汉魏以前,甚至上溯到陶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从那种太古时的鸿濛混沌中去发现最初的文明之光,去体验生命的洪荒之力。”试想,抱着这种眼光来看老龙的字,能不说好吗?因为按照老龙的说法,一种艺术到了它的顶峰期、成熟期,甚至“老熟”了,就不再发展了,这时候就需要追根溯源、从头再起步,也就是返回到起点去挖掘另外的可能性,才能继续创新。用老龙自己的话说:我一直坚持认为书法学习当回归魏晋。赵孟頫手札似乎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迪 乃至于前不久我回答一位朋友学书之问时敢直言建议他放弃米王。我没有举赵做例证。但我举了一个生物学现象,并强调指出,生物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规律表明,发展得越成熟的物种越没有前途,相反,越原初的物种生命力越顽强。我以为,将此观念引入书法学习,可以轻松得出如下结论——非常成熟的书体已经没有了前途,而那些相对原初的东西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因此可以升华出无限的发展空间。

    当然,话又说回来,这不意味着抛弃一切传统,直奔源头就能轻松地探骊得珠。相反,倒是必须把前人走过的路再走一遍,临遍天下书,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他们的模仿者,而是为了开拓眼界,理出头绪,知道什么地方还可以寻找到创新的机会。老龙自己其实就是这样做的,我相信他对那些“成熟的书体”也是几经临摹,才知道再难出新。但在论书的时候,他可能认为这是不用说的,他说这话只是为了点拨那些陷在传统之中不得出的朋友,而不是说,每个习书者都不必学米王。老龙的刻苦临帖是众所周知的,他所临过的帖不计其数,曾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废纸斋”,每日下功夫到深夜甚至凌晨(如送我的那幅字落款为“戊戌中秋天明时,育群书于长沙”)。所谓功夫,就是学什么像什么,体会每位书家的神韵,面壁十年,以图破壁。这有点像我们学哲学的法则,即学习哲学就是学习哲学史,只有把哲学史学好了,你的哲学思维才能大有长进。但学习哲学史不只是要你把每个哲学家的名字和观点命题背下来,记在心中,而是要“学会用每个哲学家的眼光去看世界”,这是我在课堂上常说的一句话。有了这种历练,你的哲学思维才叫做有“功底”。其实这也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老传统了,老龙出身于武大哲学科班,想必对此深黯于心。学过哲学的人,在各行各业、包括各艺术门类中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并不是特例。“明阴洞阳”本身就是哲学命题,那种玄奥,没有学过哲学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也不是用一般字体能够表达出来的。

  当然,老龙练字在遍历各家之余,也形成了自己的偏爱,就是喜欢魏晋南北朝以前的风格。他送我字的那一段时间正在临写北齐时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碑,这或许也正是这幅字带有刻石痕迹的缘故吧。如他所写的下面这两个字:

  这是他特意从中挑出来的得意之笔,运笔是不是有点像送我的那幅呢?原来,当初我所感到的那种“折断的”、“刻出来的”感觉,就是来自这种刻刀般的笔力,它已经不能用“力透纸背”、“入木三分”来形容了,而只能说是“力透岩壁”、“入石三分”。难怪老龙说自己习的是隶书,我总觉得像是魏碑。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以上三个湖南人各自的字的特点,重申一遍,这种总结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不是什么定论,更没有权威性。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三人的字表现了湖南人的总体精神的三个层面。永厚先生表现的是湖南人家国意识的决绝,他的字画颇具鲁迅风格,被人称之为“杂文式”的,既“以杂文的形式作画”,也以杂文的形式写字,因此也不受地域的限定。正如鲁迅先生去世后文化界公认他为“中国魂”,而没有人说他“绍兴魂”;同样我们也只能说,永厚先生作为一个湖南人,超越了湖南的地域特色,义无反顾地为湖南人分有了“中国魂”。其次,翼明兄表现的是一位湖南才子作为“江南才子”而对中国书法文化正宗传统的守护和发扬,在这方面,他几乎无人可及。至少,如果有国外的中国迷问我,中国传统书法的代表在今天有谁能够担当?我会立刻奉上翼明兄的佳品,而不会列举别人。至于老龙的字,我觉得可以启示一种当代书法创新的方向。现当代书法创新的尝试者很多,也不乏主张回到汉魏、重新出发的呼声,尤其推崇魏碑,如康有为、李志敏等人都在这方面有所探索。但老龙的特点则在于,他以一个湖南人的霸蛮精神与魏晋时代尚未消磨掉的原始生命力相接轨、相融合,最典型地展示了湖南人的一种个性化的生存方式。在我看来,所谓“湖南人”一般所具有的这三个精神层面,在这三位湖南人的书法中,可以说全面而精彩地体现出来了。 

                   2019年1月24日,于喻家山。

                  (作者邓晓芒系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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